人生第一個365天的旅程

有些想法，分享給同樣在精神醫療復健領域工作人員。

 亞洲文化，總是鼓勵著服從；創造，卻經常存在於服從的另一端。我們的問題，在於總是急於任務本身的達成，效率與集體管理，變成習慣的手段。目標性地完成活動，達成一定數量的文件呈現，卻犧牲了很多個體性的創造及變化。走了世界一圈，發現這問題不只發生在台灣，反而越是有系統發展的地方，越是出現這樣的問題。至於執行，過程是否把個體們當作平等參與的對象，與他們自我價值的建立也存在著一定的關係。假設今天個案的表現不一樣，我們或許開始緊張，他是不是開始會從事奇怪的行為；但如果只把他們當作不會進步的小孩子，那麼，他們就是停留在不會進步的孩子了。

從小到大我們所習慣的教育方法，教會了我們固定的思考模式。被用要求服從的方式教育著，因此我們也用同樣的方式去教育別人，幾乎不容忍被懷疑或反叛。然而，在面對一個充滿個體變化的復健環境中，我們給予了多少尊重與發揮的空間？

先問問自己，我們心目中，把患者的復健程度放在甚麼標準？除了主觀的目標設定之外，留下了哪些空間與空白，讓案主可以自由發揮，呈現個人的特色，而不一定是治療者所期待的樣貌？與案主的互動，經常是一個有機的過程，即使我們經常"給予"課程，但課程其實本質應該是一個方向，而不是一個既定的成果。如果只容許成果的發生是一個固定的形狀，與我們當初想像幾乎一模一樣，這過程的精華也就失去了。成果的樣貌，是否容許留一些空間，去注入形形色色的個人特色。以阿根廷精神復健機構的藝術課程來舉例，藝術創作課程，提供的是一個時間、地點、以及能夠輔助的老師，參加課程前，老師會詢問，你想要做些甚麼創作？項目有繪畫、泥土雕塑；而繪畫的內容，又有各種類別，從著色、寫生、到水彩、油畫...結構化的程度從小到大，依創作者的想要去自由發揮；在這裡，我們看到的已經不是個案，而是創作者。這個概念似乎點醒了我，一直，在我的工作崗位上，我很難去破除這個認知，總是以個案角度來分析個案的活動表現。但是，在參訪的機構Austral Institute中，個案已經不再被當作個案在對待，而是一個創作者。機構在聘請藝術老師的時候，並沒有強調一定要聘請與心理知識有關的專業人員，或是有相關背景的工作人員。這或許與我們過去的想像及學習有很大的落差，因為在學習職能治療的時候，我們一直被教育不斷地學習"分析"、"分級"、"歸類"、"剖析"，以突顯這門科學的的專業。但是來到藝術的角度，分析，本身就是一個過分理性的過程。Austral機構刻意將分析的程度降到最低，除了不特別聘請有相關背景的專業人員，也不希望藝術課程的老師來參與每天專業人員的固定早晨個案討論會，初衷很簡單，他們希望個案在參與藝術課程的時候，是被當作一般的民眾看待，而不是一個個案的角度；當我們期待著個案可以融入一般民眾的正常生活時，是不是能夠有時候完全放下治療師與案主的關係與眼光，平行地與這個人互動，去欣賞他的作品，而不是去分析他的作品？單純分享？

跳出舒適圈—

或許工作崗位上賦予我們某些責任，相對地，也限制了我們想做的很多事，總是顧慮大環境的接受度。但當我們的工作對象是有機的生命，總是會有出奇不意、無法符合期待的細節，而這正是這份工作充滿創意的地方。創造本身就是突破，即使突破的過程不總是美滿，但經驗與創造本來就是練習而來的，至少不要連挑戰的動力都失去了。以阿根廷為例，心理醫生與精神病患者一起跳探戈—親密的擁抱舞姿似乎是亞洲國家很難接受的文化，更別說是遙遠的醫病關係。但美妙的事情僅僅發生於人類最原始的肢體溝通，去除了所有社會化的元素，去除了語言與表情，透過生物本能，經歷一段給予與傾聽的過程。當帶領者擁有這份熱情，並且找到許多願意加入團隊的志工，持續一項活動，患者的改變即說明活動本身的價值。對於台灣保守的文化而言，任何別人還沒有做過的事情都是冒險。工作對象是有機體時，卻需要源源不絕的創造。我很鼓勵相關領域的工作人員突破舒適圈，不要一味固守安全與保險。未知的領域等待著我們的開發與探索。

多一點時間，少一點命令，回歸人與人的互動—

因為疾病的關係，患者通常很被動，而每天的日常生活中總是充滿著許多他們所不願執行的任務，荷蘭的GGNet機構中，工作人員給的我分享：身為專業人員的我們，目標不是逼著他們把這些任務完成，而是試著跟他們講話。人權的提升後，保護室的使用率降低了：過去病人一旦出現不穩定，最直接的處置就是把他關進保護室；今日他們的處理方法，則是由多位人員把這位病人在地上架住，然後不斷與他對話，直到他能夠把壓力源直接表達出來，然後放鬆。他們發現這樣的處置對病人的病情才有真正實際的作用，因為保護室本身也是一個壓力源，把一個擁有壓力的人放進一個更有壓力的地方，對於問題並沒有根本的解決。

釋出分工的空間—

這次參訪的對象中，職能治療師經常不是直接執行活動的人，而是做為活動蒐集、分析，以及統合者；在台灣，不論是我們的專業養成過程或是專業執行過程，職能治療師經常都變成活動本身的帶領者。這個現象有點奇怪，好像我們本來就被期待應該要擁有十八般武藝，會跳舞、會畫畫、會做菜，也要懂音樂。然而，每個活動都有專業的存在，為什麼不就讓繪畫老師來教導繪畫、舞蹈老師來教導運動、劇場人員來開發肢體？似乎釋放"專業"是個很困難的過程，因為我們從頭到尾都是以一個看待"個案"的角度在安排活動。或許是由於資本的考量、由於執業的觀念養成，或是由於擁護專業的角度，活動的執行經常還是由治療師從不會到會，然後再進一步的教導個案。因為治療師本身也是學習者，對於當活動的了解有限時，只能循規蹈矩地要求個案也用一樣的方式去完成。然而，但如果我們把患者的復健目標設定在回歸社區，甚麼時候我們是用面對"社區民眾"的態度在面對他們？是的，他們的行為可以被分析，活動表現可能出奇不意，但人類的行為表現與環境所賦予的期待有一定的關聯，如果整個大環境都把他當作"病人"在看待，那麼，他也只能學習當一個"病人"了。